4万亿的残念

　　摘要：外需不足内需补，是广东经济V形复苏的法宝之一，今年广东将继续用好这个“法宝”，全力以赴推进“三旧”改造，以“大拆大建”来有效扩大内需。昨日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省长黄华华详解今年经济工作安排。黄华华在会上还透露，今年广东初步安排重点项目280项、投资3800亿元。据悉，这些项目“凡是民营资本能办的尽量让民营资本去办”。

　　 省长大人真是每天都有新花款啊，昨天是“穿衣戴帽”工程让他家更漂亮，市长还补了一句“绝对升值了！”而今天的新闻则传达出来这么一个信息，就是通过对旧城区的“改造”来拉动内需的发展。就目前广州的现状来看，这个“改造”真是无处不在，至于改造的含义，看来就是一味地拆，老广州从此灰飞烟灭，朝着最没个性的城市发展。有时候看着同学在英国拍的一些照片，这座教堂是十一世纪的，这个楼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座又是哥特式的建筑……而在中国，先是建国后北京极有历史价值的老城墙被拆掉，然后到了文革时期，各个地方都在“除四旧”，把能够找到的旧建筑都拆得七七八八了。回头看看俄罗斯那个克里姆林宫，再看看神舟大地上此起彼伏的“拆哪”声，才发现自己所处的国家是如此急于和祖宗划清界线。

《第九区》中的权力批判——从卡夫卡的《变形记》说起

　　 由Neill Blomkamp执导的DISTRICT9（中译《第九区》）尽管充满了暴力元素和自然主义的血腥画面，但埋藏在外星人自卫反击战下的深刻主题和导演的人道主义情怀却使这部影片得到了质的提升，成为一部发人深思的佳作。其中主角威库斯的变形是推动整部电影情节发展的关键，由其变形所引发出来的种种思考使其无法撇清与卡夫卡《变形记》的深层联系，由此切入影片的主题还是比较合适的。

　　 上世纪初卡夫卡《变形记》的面世无疑是文学界的大事，其荒诞的风格中隐含着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批判，成为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经典模板。《变形记》的主题无需赘述，因为在古罗马时期，奥维德的《变形记》已经使“变形”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母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只是到了卡夫卡这里，“变形”这一母题才真正具有了现代的批判意义。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其主角格里高尔某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沉重的巨型甲虫，变成怪物使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失去了一切。到最后更是被家庭抛弃，被亲人杀死。这样的结局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对任何一个为金钱而丧失了基本价值观的国家都适用。

　　 至于《第九区》则沿袭了“变形”的母题，让主人公威库斯变成他自己都厌恶的外星人“大虾”，从而引发了一些列的纷争，但批判的意识始终存在。和格里高尔的突变相比，威库斯身体上与思想上的变化都是渐进的。他原本充其量是个“拆迁办”的主任，负责把外星人从第九区迁往其他地区加强控制，对此他尽忠尽责，工作十分认真。但是一次意外的遭遇，他接触了外星人的燃料物质，身体开始逐渐地发生变化，开始流黑水，掉指甲。到他的左手变成了跟“大虾”们一样的时候，政府把他抓走了。这个时候主角被带到了地下实验室进行实体试验，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人类联盟接纳外星人并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只是垂涎他们强大的武器，这种武器只有拥有“大虾”DNA的生物才能启动，而威库斯则很“幸运”地成为了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价甚至飙升到“几十亿”。此后的剧情就围绕着对他的追捕而展开，MNU为了活抓他而用尽一切手段，包括通缉、监听和舆论操控，极具讽刺意义。

　　 相对于威库斯为了变回人（重新寻找自我价值认同）而努力，克里斯多夫们为了回家（难民归乡）而奋斗，MNU的目的与做法就显得龌龊无比了。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外星人被设计得如此丑陋和恶心而感到不解，其实这样的形设目的是要加强影片的批判效果——到了影片的结尾，主角奋不顾身地去协助克里斯多夫父子逃离地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这体现了他对丑陋的大虾们的认同，也使他成为了一个“异类”。宁愿成为丑陋的大虾而不愿与权力同流合污，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的批判力度，也使得从卡夫卡那里承袭来的“变形”主题由社会批判转到了权力批判。

　　 到了影片的最后，太空船飞走了，谁也不知道克里斯多夫是否会遵守三年的承诺回来帮助威库斯变回人形。但相关人员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威库斯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他的妻子依然爱着他。单从权力批判的方面来看，至少是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从威库斯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依然是虚无缥缈。不过影片最后的那朵“玫瑰花”似乎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人类的爱还在，希望则长存。

点，点个大西瓜

我想各位童鞋已经发现在 大学阶段有些事情其实是无法避免的，比如点名。勤奋的童鞋在四年本科生涯中可能是逢课必上，因此能够全身而退：只要是点名，哥都在；你点的是名，哥上的是 寂寞。这篇文章不是为这一类童鞋写的，因此这些童鞋完全可以绕过去，再读下去可能会浪费阁下的时间，不提醒一下就是在下的不对了。

我没有做过统计，但至少 在男生来说，我暂时没见过谁是大学四年一节课都没逃过的，可以大胆地说一句：“逃课界”的“处男”比现实现实意义的要少得多。逃课本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有 时候要冒点风险——点名。笔者在大学本科期间就没少被点过，四年下来没有哪门课是一节不逃的，原因掩盖不了结果的同一性，所以原因就忽略罢了。

通常被点会有两种情况：A，老师点名，我在。这时候我就像那些逢课必听的同学一样，就两个字，寂寞；四个字，幸灾乐祸，因为我在，你不在。B，老师点名，我不在。已经忘记了有多少次看NBA比 赛到最紧张的时候收到好心人的短信了，那些短信无一例外地提醒我：嘿，老师点名了啊，你咋没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做两件事，第一，接着看你的球，做你 的事，管他呢！第二，四处找人找假条，好化解这场飞来横祸。通常我都是按照第一条来干的，我也专挑那些政治课来逃，因此无论我多用功复习，政治课从来没过 七十分，这是后话。

本以为点名这个无聊的游戏应该能在本科阶段结束了，想不到到了研究生阶段还得继续，今天的科学社会主义老师就用了足足一节50分钟的课来点名，严重地浪费了我们宝贵的青春，这使我再一次思考“点名”这种游戏在现代中国教育中存在的原因与功用及其不合理性，并作以下的分析：

效率低下，浪费时间。无 论怎么说，点名都是需要占用正常的教学时间的，如果是小班教学的话还好，几分钟就搞定了（不过其实小班的话一眼就看全了）；而如果是政治课这种大课的话， 一个教室就得坐几百个人，而一次完整的点名过程包括了看名单、读名字以及抬头看人，在老师能把学生名字全认出来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大概需要接近两秒的时 间。如果老师要点三百人的话，一口气点下来也需要10分 钟，而现实情况是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三个人的名字老师是不会念或者念不准，从而导致笑场和讨论；又或者老师有时候看到某个名字会喜欢发表一些评论，闲扯几 句。所以通常点完三百人的时间是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久。如果说每人在被点名的那几秒钟还算是实现了一定的价值的话，那么没被点名的几十分钟则是完全被浪费 掉了，我们只能看着老师点名，或者是做些与上课无关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课还有必要上么？所以我建议以后老师那节课要点名的话，就干脆把我们放去吃 饭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如果非得要点名的话，就烦请发明一些高效的点名方式，最好是能够在几分钟内解决几百人的上课问题的。要真这样的话，诺贝尔奖指 日可待。

责任论批判。总有人会那 责任两个字说事，说什么老师点名是对学生负责，这个责任论的逻辑是这样的：老师保证每个学生都来上这节课，这是对学生应该负的责任。不过个人觉得这种所谓 的“责任”应该是值得商榷的。假如点名的话，某同学被点了，他答到了是因为他选择来上课了，然而他之所以上课却并不是因为老师点了他的名字，因而也不能说 他被点名就是老师履行了他的义务；某同学被点了，他不在，老师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让班长通知他，他下节课就会来听课，因而老师尽了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挽救 了一个“不求上进”的学生。这咋一看好像很有道理，然而仔细分析却并非如此：某同学没来上课，老师点名，此君下次必然不敢缺席。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老师还 会点名。点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不到的话会被扣分，甚至会在期末考试中直接被老师评为不及格——无论你的水平有多高，成绩考得有多好，总之你不 来上课的话那就是不及格。所以说点名作为一种工具，它并不是教师履行义务，对学生负责的必然存在，反而更像是老师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的一把利刃，顺我者 生，逆我者不及格，这在大学的公共课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仅就这方面来说，责任论就站不住脚，因为某些老师是带着猫捉老鼠的心态去进行点名的。

对于责任论的第二点批判 就是，即使老师的出发点是崇高的，是为了让那些没来上课的学生回来上课，好让他们的大学生活不留下遗憾，点名一类的行为也并不是必要的。首先，大学生作为 一个成年人的群体，他们理应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也就是说，无论他们选择去上课还是不去，是不需要老师去管的，当他们觉得 需要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上。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应该尊重学生这种选择的权利。况且，学生缺课的原因很多，虽然不免有像我这种翘课看球的，但也有觉得自 己上这门课程是毫无意义的，是浪费时间的同学。既然他们选择了不来上课，那就不要逼他们，到了考试的时候，过就是过，不过就是不过，这都是个人选择的结 果，理应由学生自己来负责。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点名看似对那些没来上课的同学是“负责任”的，但是对那些交了学费进来听课的同学呢？他们要的 是知识，来上课是要听老师讲课，而不是来等老师点名的。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杀人，想来很多一点名就点一节课的老师们手上已经血迹斑斑了吧？点 名，既痛苦了那些选择不上课的学生，因为他们在干别的事情的时候总不免提心吊胆；也郁闷了大多数上课的学生，因为他们不需要去温习一下大教室里的其他同学 叫什么名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点名呢？点，点个大西瓜！

对于责任论还有一点要说 的是，在现在的大学教育里，老师们往往不明确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又或者是自己明明知道但却故意躲闪。老师（大学老师）的责任是什么？不是带孩子， 《师道》中说得很清楚：“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要传道的，是要受业的，是要解惑的。而当今的大学老师，能做到的却并不是很多。先不说他们每 次上完课就跑得比刘翔还快，学生只能望其项背，别说解惑了，还没解手人就不见了。单单是说授课的艺术，很多老师就应该自我进修一下，尤其是一些教公共课的 老师。学生是如何认同一个老师的？无非就是看老师的学术水平如何，讲课能否吸引学生而已，至于师德，在这个年代也没多少人会要求了。衡量老师学术水平的高 下对于学生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知道老师的教学水平或者说是授课的质素如何，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相对学术水平来说，老师的授 课质素还是很直观的，那就是老师上的课有没有意思，能否深入浅出，能否做到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这是相当难的。当年在辽宁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个老师 的课从来不点名，但每节课不止教室坐满了，还有同学站在教室后面旁听，那就是杨太老师的民俗学课程。杨老师长得不好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点丑，他能够 吸引学生听课的原因不仅是他的学术水平高，而且他对授课有着独到的心得，听他的课感受只需要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愉悦”；另一方面，即使他的课是我在 大一的时候上的，距离现在也有四年了，但其中的很多有用的知识我还记得，那是真正成为了我自己的知识。什么是教师的责任？看看杨老师就知道了，让学生上课 上得开心还能学到有用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学习的兴趣，这就是老师的责任。

可惜的是，现在更多的老 师喜欢用点名来做武器，用挂科来做威胁，让学生在不上自己课的时候心里会怀有一丝恐惧——毕竟，挂科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重修，更是一件悲剧的事。长此 以往，老师也不会在如何授课这个问题上作更多的思考，而上课也自然而然地只是一份工作。今天我心情不好了，我就点名，看你丫谁没来的，我给你挂了。到了这 个份上，游戏就不好玩了，距离散场就不远了。

在此，在下奉劝那些热衷于用大半节课点名的老师，多想想怎么上课，不要总是点来点去的，实在是没意思。点，点你个大西瓜！

2009-10-16 21:30